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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好说歹说，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，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。”

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：“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，两情相悦，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，书记很保守，难免大惊小怪，而我妈妈胆怯了，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，于是保持了沉默。可是，”我打住，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，“她怎么能这样做？就算一时胆怯自私，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，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，不闻不问。”

“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。”

“不不不，梅姨，不管什么时代，如果爱一个人，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。”

“这只是你的推测，可可，真正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有当事人才清楚。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，可是年纪渐长，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，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。”

“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，而您表示谅解，劝她放下。”

她苦笑：“你母亲给我来过信，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，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，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，想打听他的下落，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，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。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，不，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。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，我都会劝他们放下。”

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，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。

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，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，至死无法解脱，可是逝者已矣，我又怎么去责备她。

我找梅姨要何原平的地址，她十分犹豫不决。

“可可，他有他的生活，有一个女儿。我们联系并不频繁，以前是写信，后来偶尔通电话，都是随便闲聊几句，从来不谈论往事，他也从来没提到过你母亲，所以直到你母亲住院前，我都没对她提起过他。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看到你出现在他面前。”

“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有胆量出现在他面前，毕竟……”

毕竟我妈妈太对不起他了，原本只是两个年轻人在寂寞绝望的环境里情不自禁偷欢，却让他一个人付出那样的代价。在三十四年之后，站到他面前，自我介绍是他的女儿，再怎么乐观去联想，他都不可能觉得是一个意外惊喜。

我彷徨不已，喃喃地说：“但我想我妈妈欠他一个道歉。请您别对他提起我，我要好好想想，该不该去见他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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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清岗回家后，又过了一天，总算接到小姨给我打来的电话，听到我的问题，她顿时哑然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

“小姨，只有你能告诉我真相。”